“大勇，你小点声。”

“我偏不！

老周，你不能走！

你去跟陈万年说，你要是不干，我们一两千号人全都不干了，还怕他一个香港佬？”

吴大勇越说越激动。

“住嘴。”

老周低喝了一声。

吴大勇一愣。

“你当这是过家家？你一个人不干，你身后那一家子老小吃什么？杨秀英怎么办？阿珍、细狗怎么办？你们上有老下有小，以为你是李晨，李晨有文化，有退路，你们没有。”

“老周，你也不能就这么走了呀。”

刘小芳带着哭腔。

“我不走，等着人家用轿子抬？”

老周笑了笑。

“没事，我就是这阵子上夜班上多了，身子乏。

回老家歇几天。

地里种点菜，河边钓钓鱼，说不定比在厂里还强。”

“那你什么时候回来？”

细狗问。

“看情况，好了就回来。”

“你去广州找李晨吧，他那里现在缺人。

你去了，帮帮忙，比回老家强。”

“找李晨？我这个样子去找他，干嘛？给他添麻烦。

他在广州那摊子，你们又不是不知道，才刚起步。

我去那儿，干不了重活，还得占他一张床，算了。”

“可老周，你一个人回老家，谁照顾你？”

“我又不是废人，还没到那一步。”

没人再说话。

宿舍楼前的空地上，几盏路灯把人的影子拉得老长。

风从厂房那边吹过来，带着皮革和机油的气味。

那气味跟了他们这么多年，忽然变成了一种叫人鼻酸的东西。

“行了。

都回去上工。

下了班，该睡觉的睡觉，别搞得跟生离死别一样。”

老周转身上楼收拾东西。

一个旧行李箱，几件换洗衣裳，一双胶鞋。

还有压在箱底的一个塑料相框，里面是张黑白照片。

照片上，三十几个穿军装的年轻人，扛着枪，站在一片山地前。

前排正中间那个，脸上还没有褶子，眼睛亮得像两盏灯。

那是年轻时候的自己。

还有一张是阿霞的，在厂门口那棵木棉树下照的，彩色的。

穿着那件洗旧了的红毛衣，笑得不怎么自然，可眼睛里有光。

把两张照片并排放在箱子里，又摸了摸箱底那枚三等功的奖章。

拿出来，在掌心握了一会儿，又放了回去。

下楼的时候，吴大勇提着一袋东西追上来。

“老周，这是杨秀英煮的鸡蛋。

还有一包红糖，你在路上吃。”

“你拿回去，我坐车不饿。”

“你拿着！”

吴大勇把袋子往他手里塞。

“你回去要是身体还不舒服，就去县医院看看，别自己扛着。”

“好。”

老周接过袋子。

“老周。”

细狗也挤过来，塞了包红塔山。

“这个给你，路上抽。”

“你小孩子抽什么烟，我帮你处理。”

老周把烟揣进兜里。

阿珍躲在刘小芳身后，眼睛红红的，不说话。

“走了。

都回吧。”

老周提起行李箱，转身朝厂大门走。

走了七八步，后头传来阿珍的声音。

“老周！

你好了，一定要回来！

我们等你！”

老周没回头。

抬起一只手，朝后头摆了摆。

那手势，像在告别，又像在说，知道了，都回吧。

厂门口的黄老头站在那里，手里抱着那只胖橘猫。

见老周来，把猫放到地上。

“真走啊？”

“走，黄老头，你在这门卫室，以后少喝点酒。

肝这东西，等它喊疼，就晚了。”

“你自己也保重。”

黄老头别过脸去。

老周在厂门口站了站，抬头看那扇灰不溜秋的大铁门。

这些年，天天从这扇门进进出出。

迎过多少新工人，又送过多少老面孔，今天轮到自己了。

“走了。”

声音很轻，像对自己说，也像对这扇门说。

拎着箱子，走进了塘厦的夜色。

街上的霓虹灯红红绿绿地亮着，宵夜摊的烟火气一团一团地往上升。

卖甘蔗的、卖绿豆沙的、修鞋的，都还在自己的小摊上，热热闹闹地讨着生活。

老周没有回头。

那背影，在人群里，越来越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