是邹佳栋盛极而衰的命运。

彼时的中国因为加入世贸组织而出口激增，同时大量热钱涌入，高速的经济增长也带来了相当大的通胀压力。

中央为了防止“大起大落”，主动采取多种经济政策来抑制经济过热。

而正在江洲大展宏图的邹佳栋对此并不认可，他认为这正是江洲乘风破浪之时，中央政策是在给他拖后腿，因此，他不但阳奉阴违，还经常发牢骚。

后来，他还一次会议中公开表达了对政策的不满和对中央主政者的质疑，把矛盾摆到了台面上。

邹佳栋胆敢顶撞中央，是因为他所在的派系树大根深。做“刺头”，他有恃无恐。

但权力斗争的残酷性就在于，一时的隐忍只是为了最后的一剑封喉。

当邹佳栋命令武警包围中央巡视组所在的酒店，美其名曰“提供安保”时，他已再无回头路。

如期而至军权交接，在平静中敲响了邹佳栋的丧钟。

一次看似普普通通的赴京述职，等待他的却是冷冰冰的银手镯。他被以“受贿”、“滥用职权”、“非法挪用公款”等罪名重判18年。

此时，派系内一位一直庇佑着他的大领导罹患癌症，自顾不暇。紧接着，几位重要人物或是静默、或是归顺，整个派系分崩离析。

黄正伟想起大学的时候，江洲本地人贾宜风曾和他们几个聊过邹佳栋的事迹，包括他落马后，江洲百姓为他伸冤。

黄正伟当时只是觉得，一个贪官被绳之以法是天经地义，哪怕他为老百姓干了些实事，也没有资格叫冤。

这才是司法公正与程序正义的体现。

而这本书却告诉了他另一个层次的真相。

邹佳栋挪用社保基金去做基建投资，是出于通胀与存款利率之间差额过大的考虑，也就是，社保基金存银行只会快速贬值。

邹佳栋总共挪用了32亿，一年不到，邹佳栋被捕，这笔投资被迫中断，但连本带利收回了37亿。

再回到邹佳栋个人，他被没收了3万个人财产，这在当年也就相当于一个基层公务员六七年的收入。

当然，警方也在他父母、妻子和儿子的财务上仔细查过，结果却只是闹出不少乌龙，毫无实质性的收获。

黄正伟放下书，拿起手机，带着怀疑的心态去搜索当年的官方报道，“32亿、37亿、3万、18年”，这些数字分毫不差。

屋里的霉味似乎更重了，黄正伟胸口堵得慌，仿佛有一双看不见的大手，在无形中紧紧地掐住他的咽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