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李冰父子之功，泽被千秋。”他低声对身边的李泌说，“但再坚固的工程，也需时时维护。传朕旨意，调拨专款，征募民夫，以工代赈，加固鱼嘴、飞沙堰、宝瓶口关键处。工期要赶在明年春汛之前。”

“诺。”李泌应道，迅速在随身携带的纸板上用炭笔记下要点。那纸板也是新制的，硬挺便于书写，比竹简轻便，比绢帛廉价。

在锦江堤防巡视时，韩渊蹲下身，抓起一把泥土，在指间捻开。土质细腻，但含水量很高。“堤基不牢，全用夯土，遇大水必溃。可尝试以竹笼装石，垒砌护岸，既固堤，又透水，不阻江流。”他指着一段有明显裂缝的旧堤对负责的工部官员说。那官员起初有些惶恐，但见太上皇说得在理，且态度平和，渐渐也放开胆子，讨论起竹笼的编法、石料的选择来。

回到行宫，韩渊又一头扎进了账册和人才名录里。

简易记账法在成都府库试行了半个月，效果初显。原本需要五六个书吏核对三天的账目，现在两个熟练的算手一天就能理清，且错误率大降。府库令最初颇有微词，但在一次突击盘点中，新账目迅速查出了一笔陈年亏空，涉及一名勾结商贾虚报价格的老吏后，他的态度立刻转变，甚至主动请求将此法推广到下属各仓。

秘密人才的遴选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。张镐办事细致，他以“为太上皇整理古籍、编纂地方志”为名，暗中接触了数十名出身寒微但颇有才学的年轻人。考核的方式很特别：不是考诗赋，而是给一段模糊的县衙公文，要求理清头绪；给一堆杂乱的数据，要求算出结果；给一个假设的民间纠纷案例，要求写出判词和依据。

最终，算术》，曾协助县令清丈田亩，分毫不差……可。”

“李郢，祖上务农，本人游学四方，对各地物产、漕运路线了如指掌，文章朴实，不尚空谈……可。”

“赵蕤……嗯？此人倒有趣，不求仕进，隐居山中，却写有《长短经》，论王霸之道、权变之术……虽偏激，但确有见地。可召来一观。”

朱笔一个个圈下。最后，三十七人中，圈定了二十八人。

培训的地点，选在成都西郊一处废弃的庄园，原属某获罪官员，位置僻静，庄园内有房舍、有校场，稍加修葺便可使用。李泌亲自担任总教习，韩渊则每隔五日，便会微服前往，亲自授课两个时辰。他讲的不是四书五经，而是“为何均田制会败坏”、“租庸调法的利弊”、“府兵制为何演变为藩镇”、“监察御史如何才能真正独立于地方”。他引用的例子，有汉代的刺史制度，有北魏的均田，甚至隐约提及后世宋明的一些得失。这些内容，对于这些熟读经典却鲜少思考制度根源的年轻人来说，不啻于惊雷。

课堂里总是极安静，只有韩渊平稳的讲述声，和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。年轻人们眼中最初的好奇、敬畏，逐渐被专注、思索，甚至偶尔的震惊所取代。他们隐隐感觉到，自己正在接触的，是一种迥异于当下主流、却似乎直指问题核心的学问。

时间在沉默的深耕中悄然流逝。北方的战报依旧定期传来，但韩渊只是阅后存档，不再加批任何具体意见。灵武方面似乎也乐见这种“安静”，除了例行的问候和战况通报，再无其他文书往来。

然而，这种沉默，反而让灵武宫中的某些人，感到了一丝不安。

一次灵武小朝会后，李辅国侍立在肃宗身侧，状似无意地提起：“陛下，成都近来似乎颇为安静。太上皇除了过问些修堤筑坝的琐事，倒是不再议论军机了。”

肃宗正在批阅一份关于长安围城战况的奏报，头也未抬：“父皇年事已高，在蜀中静养，少操心也是好事。前番朕的回信，想必父皇也明白了朕的孝心与难处。”

“陛下圣明。”李辅国躬身，细长的眼睛里光芒闪烁，“只是……老奴总觉得，太上皇此番安静得有些异常。以往，即便不直接指挥，也会有些建送来。如今却……莫非是心灰意冷了？”

肃宗笔尖一顿，一滴墨迹在奏报上晕开一个小点。他皱了皱眉，用镇纸压住纸张：“休得胡猜。父皇深明大义，岂会因朕未纳其而心生怨望？定是体恤朕躬，不愿朕为难。”话虽如此，他心中却也掠过一丝疑虑。父皇……真的只是静养吗？

李辅国察观色，不再多，心中却冷笑：安静？怕是暗中在积蓄什么吧。他暗自决定，要加大对成都方面，尤其是那个什么“枢机堂”的监视力度。但他不知道的是，他派往成都的耳目，有些早已被高力士暗中标记、控制，传回灵武的消息，半真半假，反而更增迷雾。

就在这种表面平静、暗流涌动的对峙中，北方的战局，正朝着有利于唐军的方向发展。

郭子仪、李光弼等将领稳扎稳打，利用叛军内耗（安禄山已被其子安庆绪所杀，史思明阳奉阴违），逐步扫清长安外围。朔方军士气高昂，加上成